马克思在探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时无疑抱持着深切的人文关怀。马克思深知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旧的社会主体的衰落和新的社会主体的崛起。新的社会主体与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其不仅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且把其他阶级的利益纳入到自己的利益体系之中并使之从属于自己；人类整体利益的实现，不仅要以同生产力发展相一致的新的阶级利益的实现为中介，而且要以牺牲同生产力发展不一致的、有碍新的阶级利益实现的其他阶级的利益为代价。这种历史必然性不仅体现在民族或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而且体现在不同民族或国家交往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在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这是历史进步过程中的代价，难以避免，但人们可以“缩短和减轻”这种“分娩的痛苦”。
所以，当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时，其出发点之一就是想使俄国的未来发展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波折”“痛苦”和“致命危机”，同时“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俄国公社“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46]。